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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开国大将中为何许光达行政级别最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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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65年取消军衔制,改为国家行政级别,根据规定,许光达应为行政四级。这时他又主动提出降低级别。在他的一再请求下,组织上满足了他的请求,改定行政五级。这就是在我国十大将中,其余九位大将都是行政四级,惟有许光达是行政五级的原因。

 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灿若星辰的开国将军中,同时具有黄埔军校和留苏经历的并不多,许光达大将就是其中的一位,他还是1955年人民共和国首次授衔时最年轻的大将,当年仅47岁。

  许光达,原名许德华,1908年11月19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的一个普通农家。湖湘文化博大精深,王船山、曾国藩、郭嵩焘、左宗棠、谭嗣同等饱学之士皆闻名全国。故湘乡的仕学气氛甚浓,即使是贫寒之家,亦想方设法送自己的子弟进私塾读上几年书。在这样的地域文化氛围中,许光达1921年秋考上了长沙师范。此时的长沙是革命思潮风行和革命活动相当活跃的城市,等已在长沙成立了中国湖南支部,宣传马克思主义,组织高潮迭起的革命活动。这一切不能不引起许光达的注意,他不再仅仅徜徉于书的海洋,而把目光投向社会,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,开始置身于风起云涌的时代激流中。1925年许光达加入了中国青年团,同年9月转为中国员。在国共合作“打倒列强除军阀”的歌声中,许光达被中共湖南省委选派去黄埔军校学习军事。

  1926年春,许光达奔赴广州,考进黄埔军校新生第二团,经3个月入伍训练后,编入该校第五期炮科十一大队,攻读炮兵专业。就这样,经历了10年寒窗苦读的许光达投笔从戎,走上了赤胆报国的正义之路,并为之奋斗终身,立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,并成为“中国装甲兵之父”。

  死里逃生,子弹击中距许光达心脏不到10公分的胸部。红军医院设备简陋,许光达被送往苏联治疗和学习。不幸的负伤,使许光达不仅逃过了湘鄂西苏区肃反的一劫,而且成就了他成为“中国装甲兵之父”的伟业。

  许光达从黄埔军校毕业时,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。这时候,中国革命正处紧要关头,每个员都面临着严峻考验,在军校对跨党学员进行从新登记时,许光达毫不犹豫地写下“中国”五个大字。随后,许光达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部队。在三河坝战斗中,已担任起义军连长的他身负重伤,被迫离开了部队。伤好后,他历尽艰辛,苦苦寻觅失散了的党组织和部队,1929年9月,几经辗转,来到了贺龙领导的鄂西革命根据地,成为贺龙、周逸群手下的一员战将。在贺龙部队里,许光达很快显示出了经过系统军校训练的军事才能,1930年红二军团成立,贺龙为总指挥,辖红3军、红6军,许光达担任了红6军17师师长,参与开辟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,许光达屡建功勋,深受贺龙的喜爱。当时,李立三的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,一味攻打大城市。1930年10月,红二军团受命配合一军团、三军团攻打长沙。部队伤亡很大,最后被迫撤出战斗。在撤退途中,部队被三路敌军包围在杨林寺一带,情况万分紧急。在这危急时刻,许光达率17师顶住了敌人,掩护军团指挥部撤离。12月17日,军3个旅朝许光达的17师扑来,猛烈的枪炮声震颤着大地。17师49团团长牺牲,阵地被敌人突破,许光达果断命令师部所有勤杂人员组织起来,投入反击,打退了敌人,保住了阵地。17师与敌人浴血奋战了两天两夜,全师伤亡过半,换来了军团部的安全撤离。事后,军团首长表扬许光达说:“这次,是许光达救了我们。”

  1931年1月,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,王明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,执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“左”的“左”倾路线。夏曦作为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来到了红二军团。首先他改组了党的领导机关,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委分会,将红二军团缩编为红3军,不久夏曦又武断地取消了23军的番号,将部队缩编为5个大团。许光达由师长改任25团团长。对此他坦然地说:“不管师长、团长,只要有仗打就行。”

  由于夏曦全面执行王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,湘鄂西根据地反“围剿”战斗节节失利。1932年12月红军仓促集结于瓦庙集一线,与敌之东线主力两万余人进行阵地战。红军浴血奋战,虽毙敌2000余人,但自己也出现了重大伤亡,几个战略要地相继失陷,形势万分危急。这时,许光达奉命率25团插入敌人中间地带,以分割敌人。敌人似乎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意图,并马上转入防御,顽强抵抗。战至1月31日,天上飘起了雪花,气温骤降,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。敌人的援兵在一步步逼近,如果不及时消灭瓦庙集之敌,红军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许光达忧心如焚,他立即策马亲赴战斗最艰苦的二营阵地——柳枝集指挥战斗。

  激战仍在继续。许光达回到了团指挥所,正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,化被动为主动。可是,恰在这时,“肃反委员会”打电话让他去“谈话”,从不轻易动感情的他心里不能不气愤。刚开始,他就对夏曦的一系列作战方案持反对态度,而此刻到了生命攸关的时刻,上面还在搞“肃反”,他知道此去凶多吉少,强压着满腔悲愤冷静地说:“等我打完这一仗就来。”此刻,团指挥所的人全都震惊了。望着许光达,他的警卫员眼泪夺眶而出。许光达脸色冷峻,解下身上的文件包、望远镜,交给了参谋长,并特地叮嘱:“你在这里指挥,二营那里比较艰难,我到二营去。”许光达来到前沿阵地,看到战土们被密集的子弹压得抬不起头来,命令二营长:“你带一个排从敌人侧面迂回过去……”恰在此时,一排子弹扫过来,许光达只觉胸口一热,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  战斗结束,许光达身负重伤,昏迷不醒。他被送到洪湖瞿家湾的红军医院。师长段德昌一身血迹飞马赶来,看着满身血迹的许光达,含着热泪翻来覆去向院长恳求:“许光达不可多得呀,你们一定要救活他,一定一定救活他……”

  这时,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过来了。他叫杨鼎成,是苏区医院很有点权威的医生。实际上,也只是在红军学校学过一点中医技术,后来给有名的土郎中王炳南打了一段下手。但他胆子大,敢动刀,锯胳膊、锯腿都不含糊。

  杨鼎成对段德昌说:“别做大指望,子弹离心窝子近得很,动刀子,危险性大。可是,不赶快动刀子,命就没了!”

  “开?怎么开?一滴麻药都没有。这么大的手术,开膛破肚的,还不把人疼死啊厂

  段德昌一听,毛了。他正要申辩理由,忽听躺在地上的许光达开了口:“没麻药,不要紧,里外是个痛!”

  见许光达说话,段德昌惊奇不迭,三步两步扑上去:“光达,你醒啦……”两双粗大的手抓在一起。

  许光达嘴角微微含笑:“那好,先不忙动刀子,先把我送到肃反委员会去吧……”

  “不用问了,师长,我接受组织审查……”许光。达态度坚决,然而这些话仿佛耗尽了他周身的气力,说完眼皮一合,又昏了过去。

  初步检查确认,许光达体内的弹头离心脏只有10厘米左右,手术分秒不能耽误!院长再次召集会诊,大家手忙脚乱,说干就干。

  一张简易的长条木桌,四角吊着汽灯;一堆刀刀剪剪,只有少数几件是通过地下组织从上海、武汉搞到的制式用品,大多数来自铁匠辅;一桶滚开的盐水浸泡着半桶棉花,还有一个可以洗澡的长形木盆,接在条桌底下。这就算是手术室。

  “没关系,我吃得住,干吧!”许光达瞪着双眼催促医生,并把一条毛巾塞到嘴里咬住。

  “噗嗤”一声,刀下去了,旁边一位叫黄超云的护士小姑娘,眼泪止不住往外涌。几十年后她回忆起来还心颤不已地说:“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刚强的人!地上鲜血接了一盆啊……”她当时实在不敢看手术台,闭上眼睛,使劲咬自己的舌头。手术下来,她才发现自己把舌头都咬破了。

  整整折腾了3个多钟头,然而,由于子弹进得太深,手术没有成功,医生们不甘心,又在缝合的刀口上拉开一道口子,仍未成功。接着第三次开膛……

  贺龙赶到了,看到自己手下的爱将生命垂危,心如刀绞。他当机立断决定派人送许光达去上海。那儿有家中共地下组织控制的医院,全国务红色游击区高级指挥员负伤,都可秘密送去治疗。

  当许光达的担架快被抬到船上,忽见一骑快马飞驰而来。来者翻身下马,毕恭毕敬地立于担架之前,抬起右手,向许光达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原来,骑马而来的是25团的参谋长,代表全团指战员特来为团长送行。许光达与参谋长的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,四目相对谁也说不出话来,双方都觉得鼻子发酸,晶莹的泪水正在眼眶里不停地涌动——

  然而上海的情况也不理想,由于加紧搜捕人,中央决定送许光达去苏联治疗、学习。这一决定改变了许光达以后的人生历程。在苏联,它不仅很快治好了伤,而且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汽车、坦克、大炮技术。这使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许光达如虎添翼,他全身心投入,孜孜不倦地钻研,为以后他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建设奠定了基础。

  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他同新婚妻子邹靖华十日相聚,十年别离。面对许多年轻漂亮女性的追求,许光达说,她为我付出那么大的牺牲,我另娶他人岂不伤透她的心;即使她死了,我也要到她坟上添把土,否则,我是不会再娶的。

  许光达同夫人邹靖华的婚姻是包办的,但包办得双方满意,情真意切,相伴终身。这在共和国高干的婚姻史上是极为少见的。

  许光达在长沙师范读书时,教他国文的邹希鲁见许天资聪明、品学兼优,十分喜爱,便托人提亲,将二女儿邹靖华(原名邹经泽,乳名桃妹子)许配给许光达,许父当然应允。这一年许德华14岁,桃妹子9岁,两人当然还不知道感情为何物,双方的婚姻便被包办下来。6年后,即1928年8月10日,许德华与桃妹子完婚。

  就在许德华结婚后的第十天,由于叛徒出卖,许德华暴露了员的身份。许德华只好逃跑,他告别妻子。这一别就是十年。

  两人别离后,相互杳无音信,桃妹子日夜思念许光达,许光达也一直没有放下邹靖华。1932年,许光达假借别人名义给她写了信,得知确切情况后,马上给桃妹子写了信,并付上100元钱,信中写道:桃妹吾妻,余一切皆安,勿念。托人寄上100元,以作求学之资……

  几个月过去了,正当桃妹子为没收到丈夫回信而焦虑时,她收到了许光达从苏联写来的信。

  原来,医院大夫正要给许做手术,由于叛徒出卖,供出这家医院是我党秘密联络点。组织上将许光达火速转移出医院,送往苏联治疗。

  许光达随信邮来10张小纸条,上面用、俄文写着收信地址,告诉她只要把其中一张贴在信封上,他就可以收到。10张纸条,寄托着对妻子细腻的感情。但许光达不知道的是,由于同苏联关系恶化,两国边境的邮路早已中断。从此,两人又隔绝了音讯。

  许光达是1938年初由苏联回到延安的,先任抗大总校训练部长,后来又任抗大教育长。

  这位风华正茂,且吃过洋面包的将军一出现在延安,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当时的延安,人们评议结婚的条件,有所谓“二八五七团”(28岁,5年干龄,7年军龄,团职干部)的说法。像许光达这样30多岁年龄,便是抗大教育长这样高的职务,自然也就成了姑娘们瞩目的对象。

  抗大是人才集中的地方,当然不乏年轻漂亮乃至才貌双全的年青女性。其中也不乏勇敢者,向许光达求爱,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。因此,有些女同志私下议论:“教育长这个人太清高,难接近,不懂得感情。”

  其实,许光达是最懂得感情,也最珍重感情的,他心里始终装着自己的结发妻子。从苏联回到延安后,他曾给妻子去过信。可是,由根据地到国统区去的信根本就邮不到。到抗大后,他曾查阅了学员的花名册,凡是从湖北省来抗大的学员他都去问过,但没人知道邹靖华。

  当时,有人曾劝过许光达:“你同桃妹子离散10年了,兵荒马乱的年月,倘若她不在人世了,你岂不是白等了?”

  “不,我要等。万一她没有死,我另娶他人,岂不伤透了她的心?这些年来,她在死亡线上苦苦地挣扎着,为我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,盼望与我团圆。假使她真的死了,我也要到她的坟上,添上一把土,否则,我是不会再娶的。” ’ 1937年,抗战爆发了。举国上下,群情激昂,抗日活动风起云涌。

  邹靖华也从师范毕业了,她也跃跃欲试。可她毕竟是受多年封建影响的弱女子,一时无法选择自己该走哪条路。这时,她父亲邹希鲁的老友徐特立来到她家,在得知她的情况后,将她引上了革命的道路,但徐特立老先生汗不知道她是许光达的妻子。

  在徐特立的指引下,邹靖华和许光达的妹妹许启亮毅然一起奔赴延安。时值1938年8月。

  几天后,她们到了延安。远道奔波,十分疲劳,地们正想痛痛快快睡一觉的时候,一位小战士来到了她们的住处。 “谁叫邹靖华?” “谁找我?”邹靖华站起身问。 “我们教育长。” “你们教育长是谁?” “许光达!” 一位高大的军人走了进来。借着微弱的麻油灯,邹靖华一眼就看出这是自己思念多年的丈夫!地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  原来,邹靖华在西安曾向林伯渠打听许光达的下落,林老认识许光达又同情邹靖华,只是林老细心,先打了一个电报到延安告诉许光达,邹靖华要去延安。因为,当时有些人参加革命后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姻,而另组家庭。林老想,许光达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?

  许光达接到电报后,又惊又喜。和妻子巳经失去联系6年,她不但顽强地活着,居然还要来延安参加革命,这真是喜从天降。他立即给林伯渠拍了回电,欢迎邹靖华到延安。可惜邹靖华没收到电报就乘车来延安了。

  许光达夫妻重逢,一时被传为佳话。从此,两人风雨同舟,相濡以沫,1938年11月14日,许光达给妻子写诗:

  许光达与邹靖华之间的感情,不仅经历了战争年代艰难困苦的考验,也经受住了和平环境的考验。全国解放后,许光达身居高位,他在参加的重大礼仪场合中,夫人本来可以陪同前往。但邹靖华却不愿参加这种活动。因为她出身清贫,解放前得过肺病,身体受到摧残,参加革命后又随丈夫南征北战,艰苦的生活使她未老先衰,与那些又年轻又漂亮,在闪光灯前彬彬有礼、光彩照人的夫人相比,自然有些逊色。但许光达每次都硬拉她去参加活动,他说:“国家的威仪,不仅仅体现在外表上,而主要是看一个国家的国魂、士气、民风和人民的精神面貌。在这方面,你是可以把那些外国武官夫人比下去的。‘糟糠之妻不下堂’,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,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崭新的道德风尚。何况你我是多年的患难夫妻。”

  许光达的留苏经历,赢得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的青睐。彭德怀难舍爱将,认为军队更需要许光达这样的人才。一锤定音,许光达仍留军队工作。1950年,许光达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位装甲兵司令员。

  不久,许光达随彭德怀由郑州来北京,协助彭德怀起草给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,住在中南海。

  有一次,中央领导同志在商讨建国大事,当时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周恩来,向朱德、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,要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。在当时,发展与苏联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主要方向,许光达是从苏联学成回国的,是适合的人选。但老总们有自己的想法:军队要现代化、正规化,更需要有专长的人才。

  许光达朝着总理立正回答说:“报告总理,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,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些。”

  说话间,走了进来,问起他们正在谈论的事,笑着说:“你们都在争许光达啊!我倒同意老总们的意见,还是留在军队好。”

  1950年5月14日,把许光达从郑州召回北京,亲自派他筹建我军历史上的现代化新兵种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。一个月后,签署命令,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。 经过请示批准,许光达从第一野战军的第二兵团调来了22人,组成装甲兵筹备小组,住进了北京前门外的一个小旅店——香村饭店,紧张有序地干了起来。

  同年9月1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。我军的一个崭新的兵种——装甲兵诞生了。 但许光达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。众所周知,主要是靠“小米加步枪”打败的军队。1945年12月1日才在沈阳马家湾子成立了第一个坦克大队;到1950年,全国只有两个战车师,一个战车团,官兵1.25万人,共有坦克543辆。这些武器全都是从军队手中缴获的,除少量美式坦克,其余大都是陈旧的,甚至是开不动的坦克。要组建一支统一的、能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新兵种,任重而道远。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,许光达满脑子想的都是坦克,就连回到家里说话也离不开坦克。他反复告诫他的同志们:“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发展方向是向机械化前进”,“我们要树立永远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,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”。

  他边调查边研究,很快形成了装甲兵建设的具体方针。经过短短4个月的努力,就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坦克师、独立坦克团、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训练基地、修理厂及坦克学校。之后,又组建了华东、东北地区的摩托化装甲兵领导机关。中国装甲兵初具雏形。

  在许光达的领导下,年轻的坦克部队迅速成长,在抗美援朝中初试牛刀,打出了国威。许光达兴奋地向和报告:“由于实际战斗,为步兵开路,显示了战车的威力,相当地打击了敌坦克,减少了对我步兵的威胁。战车上的炮射击远,又准确,破坏和压制了敌炮火。我之战车比较优越,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信心,得到了步、炮兵的称赞。”

  志愿军司令部在一份通报中也赞扬说:“凡有我坦克之地区,敌坦克不敢随便向我侧后迂回,给我作战以极大的便利。”

  许光达从他接手组建装甲兵的那一刻起,对装甲兵的建军方向就非常明确。他常说:“我们大家都来自步兵,是步兵的优秀指战员,有很高的政冶素质和战术技能,而缺的是文化和技术。缺少这两条,就不能使用手中的武器发挥应有的作用,那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的装甲部队了。” 他尤其重视干部的业务水平。他认为缺乏一定知识的干部不可能训练出一个高水平的坚强部认。装甲兵一组建,许光达不断要求干部带头学习技术,提倡干部的在职学习。他指示装甲兵各领导机关要建立“军官日”学习制度,给干部自学创造必要条件。

  一次,许光达和苏联顾问到徐州,考核团以上干部的想定作业。坦克团团长赵明奎做想定作业时,由于文化低,众多的符号记不清,而他又童心未泯,把坦克行军的符号画成一些小乌龟。苏联顾问怎么也看不懂这些符号,问翻译:“这是什么符号?”

  许光达又好气又好笑,他太了解赵明奎了,这个在淮海战场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的功臣,在一只眼被打瞎的情况下,仍完成了任务,成为全国特级战斗英雄。这个连死也不怕的硬汉子,现在却因文化低受到难堪。许司令员严肃地批评了他,同时送他去院校深造,嘱他迎头赶上。

  “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”中的“技术”,自然也包含了坦克的设计和制造技术。如果不能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坦克,装甲兵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线年,中苏关系恶化,苏联撤走了专家,技术和原材料全被封锁了,国家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严重损失。而恰在此时,我国的第一台五九式主战坦克却诞生了。多少年来,人们对许光达的远见卓识深感敬佩。

  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典,许光达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,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隆隆驶过广场。那一刻,许光达心里充满了自豪。

  许光达的确是我军中既富有实战经验,又有相当高理论水平的将军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他在陆军机械化、训练、人才的培养、政治工作及作战运用等方面,都形成了系统理论,揭示了装甲兵建设的基本规律。这样高水平的将军在我军中并不多见。

  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,许光达深感不安,他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。欣慰不已,扬着许的申请书大声说:“这是一面明镜,人自身的明镜。”

  1955年,是一个让军人们激动的年份。因为在这一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。将根据将军们的贡献,授予他们相应的军衔。这是对将军们以往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南征北战所取得功勋的肯定。所以此事一开始,便备受人们的关注。

  许光达堪称红二方面军的代表性人物,对革命曾立下卓著功勋。尤其在我国装甲兵部队的组建和发展上,立下汗马功劳。当时考虑到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,内定他为大将军衔。

  1955年,在国防部举行的“八一”招待会上,解放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出席了宴会,许光达也出席了。在宴会上,贺龙走到许光达面前,压低声音说:“给你透个气,军委给你定了四颗豆。”

  宴会结束时,许光达主动找到贺龙:“老总,我正式向你请求,降低我的衔级,这样我才能心安一些。组织上也该考虑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嘛!”

  宴会结束后,许光达的心情始终很沉闷,他对妻子说:“太高了!”,“这几十年来,有多少优秀的同志都在我身边牺牲了。没有他们的流血流汗,哪有我许光达的今天。想想他们,什么都没有得到,有的同志连一堆土包包也找不着,我却领受这么重的荣誉,心里实在愧得慌……”

  经过三天的闭门思考,许光达给主席和领导郑重地递上了一份“降衔申请书”:军委毛主席、各位副主席:

 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,我已获悉。这些天,此事小槌似得不停的敲击心鼓,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

  对我的高度器重。高兴之余,惶惶难安。我扪心自问:论德、才、资、功,我佩戴四星,心安神静吗?此次,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。回顾自身历史,1925年参加革命,战绩平平。1932—1937年,在苏联疗伤学习,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。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: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“围剿”,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。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,艰苦奋战,吃树皮草根,献出鲜血生命。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、面包。自苏联返回后,有几年是在后方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,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,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?

 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,实事求是地说,是微不足道的。不要说同十大将们比,心中有愧,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,也自愧不如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:湘鄂赣竖旗,南泥湾垦荒;南下北返,威震敌胆;进军新疆,战果辉煌……

  为了心安,为了公正,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。现在我诚恳、慎重地向主席、各位副主席申请:授予我上将衔。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。

  这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,反映了许光达这位老员的高尚情怀。这让欣慰不已。在会议室,红光满面的,手中举着许光达要求降衔的那份申请书高高一扬,并伸出一根手指说:“这是一面明镜,人自身的明镜!”

  点头会意,起身离开座位,边走边说:“不简单哪,金钱、地位和荣耀,最容易看出一个人,古来如此!”

  他越说越激动,大步走到窗下,双手用力一推,两扇窗户洞开。豪情顿生,他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脱口而出:“五百年前,大将徐达,二度平西,智勇冠中州;五百年后,大将许光达,几番让衔,英名天下扬……”

  、最终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,最后仍授予他大将军衔。1965年取消军衔制,改为国家行政级别,根据规定,许光达应为行政四级。这时他又主动提出降低级别。在他的一再请求下,组织上满足了他的请求,改定行政五级。这就是在我国十大将中,其余九位大将都是行政四级,惟有许光达是行政五级的原因。

  “文革”中,许光达成为“莫须有”的“兵变参谋长”,含冤去世。周恩来看到许去世的报告后,十分难过。他向报告了消息,批示: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,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。

  正当许光达致力于装甲兵的现代化建设为国防做贡献时,“”爆发了,厄运降临在他身上。

  60年代,一伙强调“突出政治”,“有了政治就有了一切”。而许光达却还在苦口婆心、费尽口舌地让他的部下明白“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”的这个道理。这自然被视为与作对。

  1964年春天,在空军召开打扫卫生现场会,要司令员亲自带队参加。许光达悖逆其意,厌烦地说:“我们部队准备大比武,训练这么紧张,要我动员大家一天到晚去抠暖气片缝,我不干。”这话很快传到了的耳朵里。

  后来,的《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》,叶群的《广州部队某部蹲点调查报告》,许光达都认为小题大做,作风不正。因此就借口逃会,贯彻不力。这些事情触怒了、一伙。

  其次的原因是,许光达是处心积虑、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敌——贺龙元帅的老部下。

  既然贺龙的这个部下拉不过来,那么就打倒,再踏上一只脚。1967年1月,一伙为陷害贺龙,“莫须有”地制造了一个所谓的“二月兵变”,于是就把“兵变参谋长”的头衔,强加在许光达的头上。

  1967年1月16日下午,许光达刚从医院回到办公室,造反派就非法抄了他的家,揪斗他,勒令他交代搞“二月兵变”、篡权反党的罪行。

  许光达话音刚落,造反派中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:“打倒许光达!”“老实交代你搞政变准备当参谋长的阴谋!”’ 待会场稍安静,许光达不紧不慢地回答说:“谁都知道,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。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、大将,我跟贺龙搞兵变,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抢个参谋长当,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会干。”

  听着这诙谐、在理的话,会场上的许多人笑了,也有人在大叫大嚷,会场乱成了一锅粥。主持会议的人无法平息会场的混乱,更无法使许光达就范,反被许光达相讥,只好宣布散会,把许光达非法关押起来。从此,许光达失去了自由。之后,许光达被立案,遭到无休止的批斗和审讯。

  1968年11月中旬,许光达已出现了痰中见血、吐血等症状,专案组人员仍在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。

  惨遭迫害的许光达,表现出少有的“顽固”,他拒绝回答问题。要他写“交代”材料,他往往写上几条“毛主席语录”。且看他1969年4月10日的“交代”材料:

  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,赶快停止作恶,悔过自新,脱离蒋介石,准其将功赎罪。

  老实人,敢讲真实话的人,归根到底,于人民事业有利,于自己也不吃亏。爱讲假话的,人,一害人民,二害自己,总是吃亏。

  只要通通(痛痛)快快承认错误,改正错误,就好了。就取得主动了。越吞吞吐吐、扭扭捏捏,就越会被鬼缠住,越陷越深。老是被动,最后还得解决。

  一切依靠帝国主义的寄生虫,不论如何蠢动一时,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,一旦树倒猢狲散,全局就改观了。

  1969年6月3日晚,一生坚信“光明之路一定能达到”的大将,在新中国却不明不白地惨死在医院的马桶上。当时没有一个人在场。6月4日,专案组在没有家属参加的情况下,强行将遗体火化,死因至今未明。

  周恩来、看到许光达去世的报告后,十分难过。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。面对如何安置许光达骨灰的争议,明确指示:“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,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。”许光达的骨灰盒终于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  家属在清理许光达的遗物时,发现在《选集》的扉页上,他以刚劲的笔法写就的一首诗:

  这是他连续被审讯3天3夜,心脏病发作被抢救过来后,挥毫写下的,不料竟成为他的绝笔。

  这首诗是他戎马一生的写照,也是一名老员献给党和人民的一颗赤诚之心,更是他反抗邪恶势力,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的绝唱。

  在许光达逝世八周年的那天,即1977年6月3日,为他平反昭雪。这个蒙冤的不屈灵魂可以安息了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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